的小纸条,发给孩子们当车票。孩子们凭着车票,可以上车蹲在我后头,让我带着在胡同里转悠一圈儿。这下儿我在孩子们当中的人气指数飙升,孩子们都拍我马屁,为的是得到几张“车票”。这辆车肯定没有游乐场的过山车好玩儿,但是他带给孩子们的快乐,绝不亚于过山车。
这时候正赶上毛主席去世,胡同里的人们都在默默地哀悼,能听到的只有收音机里播放的哀乐的声音和念讣告的声音。这时候我还划着小车在胡同里跑来跑去,跟沉痛的气氛很不相符。奶奶怕我这么做给家里大人找事儿,就把小车收起来,不让我玩儿了。我也开始和大人们一起,戴个黑箍怀念伟大领袖。
奶奶家住在胡同把口儿,紧邻一条小马路。院门口有块一米长、半米宽、一尺高的大石头,我总坐在石头上看来来往往的车辆。那块石头在某天半夜不翼而飞,奶奶说是偷走做墓碑了,不知道是在诅咒那个小偷,还是她真那么认为。
那条街道是连接城乡的要道,总有马车经过。年轻的车把式站在车上,一手攥着缰绳,一手把鞭子在空中一甩,声音清脆。马昂首挺胸,跑得飞快。车子在路上颠来颠去,车把式稳稳地站在车上,身子不摇不晃,卖的就是这门功夫。
中年壮汉赶车,喜欢跟牲口并排步行,大步流星,绝不落队,连口粗气也不喘。奶奶家旁边是个小铺,买散酒。有几个粗瓷制作的小碗儿,专给车把式预备的。他们经过门口,让马车接着前行,跑进小铺,掏出早已经准备好的两毛多钱,让谭爷爷给打二两酒,仰脖一饮而尽,转身出去追赶马车了。
只有岁数大的车把式在车前边坐着,两只脚在空中耷拉着。马车走得不紧不慢,他们抽着旱烟,悠然自得。
奶奶的弟弟我叫舅爷爷,是净土寺大队的车把式。他会把车停在院门口儿,进屋喝碗水。舅爷爷为人爽快厚道,身子骨健壮,说话声音洪亮,典型的京郊农民。
要是赶上“老头队”经过,那可就热闹啦。
“老头队”是一只三轮车队伍,平均年龄也就在五十岁左右。现在五十多岁了还能叫“大男孩”,那个年代就是老头儿了。
他们当中有些人到退休年龄,退休在家又闲不住,所以出来卖力气挣钱。有的是想个办法提前退休,就为拿着退休金,出来再多挣一份工资。
这些人中大部分孩子已经出去了,抱着连玩儿带挣钱的态度,所以干起活来心情不错。三轮车上载着重重的货物,他们屁股离座,奋力蹬车,不能掉队。让人家说体力不行,那还不如不干这活儿那,太丢人。
蹬空车的时候,队伍飞快地从马路上划过,谁也不能掉队。心情好或者喝了酒的时候,他们还会来个车技表演,一个后轮腾空,斜着骑。兴致来了还会大吼一声,马路边那些修车的、打牌的、喝茶的北京爷们,也高喊一声作为回应,仿佛对暗号儿。
别瞧这些人岁数挺大,但是一般的小伙子也不敢招惹他们,用北京话说,他们属于“老炮儿”,见过些阵仗的,跟他们动手不见得占便宜。
奶奶家门前的马路上,隔一段时间会有一辆公交车经过。那是十六路,从动物园到北太平庄的。是老式汽车,前面带个大鼻子。售票员没有座位,左手拿个票夹子,脖子上挂个书包装零钱,在门口儿站着。
售票员在前门儿站着的时候,先检查一下儿前门将要下车的人的车票。等车子到站一停,赶紧下车跑到后门口儿堵着,检查后门下车乘客的车票。每天就这么前门儿、后门儿两头儿跑,真挺累的。
学龄前的我,经常在每天晚上五点多钟的下班时间,坐在门口儿的大石头上,看着公共汽车缓慢地驶过,听着车里售票员肉嗓子的报站声音,看着坐着和站着的乘客,脑子幻想着,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一张月票,神气地坐着公交车上下班。
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到,现在我出门儿坐私家汽车,而且也不需要上下班了。
2000年左右我到中朝边境演出,在鸭绿江对面的朝鲜公路上,又看到了那种大鼻子的公共汽车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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