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,咱们总不能老跟土匪过不去吧?”
“我们打仗,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。否则,甘正我不会在这里,甘仁会在河中,会在保加尔部。不要有嫉妒的情绪,兄弟部队的战斗,不是为了炫耀打胜仗的能力,只是想要给老百姓争分夺秒。”
甘正我笑了笑,“我们要有一颗建功立业的心,但不纯粹是为了自己,当然,更不会是为了这个大唐帝国。如果有时候迷茫了,就看一看胸章。”
点了点胸口,胸章上最上方有一行小字:大唐人民革命军第二军。
甘正我并没有批评这个想要自己打胜仗的参谋,因为他也是这么过来的。
从满怀私心,到公私参半,再到私心逐渐淡薄下来。
不是因为他变得更加高尚,仅仅是他的对手,他的敌人,还和原先一样卑劣。
仅此而已。
接下来只要湘北的胜利成果得到巩固,第二军根本不愁仗打。
除开岭南方向的军事压力,因为甘正我打击地方土匪的行动,使得黔中、广西相邻湖南的地区,土匪的数量猛增。
这也跟土匪的江湖习性有关,有些祖传无本买卖的寨子,往往在多省跨州跨县有门路,甚至是有分号。
和湖南官场一样,广西本地土豪同样需要黑手套,该做脏活儿的时候,没道理亲自下手。
甘正我几次去衡阳跟王角汇报工作,也确定了一个“劳人党”的统治区扩张计划,主要就是针对偏远山区、落后地区的。
不是“劳人党”不想去大城市、工业区发展力量,而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,甚至直白一点,在“劳人党”现在掌握军工力量的层次来看,对人的需要,远远地高于技战术。
那么,这时候山区中的人,和工业区中的人,其实没有差别。
从湖南向外争取工业区工人是困难的,但是向贫困地区、欠发达地区争取工人,却就没有那么困难。
那些有个几亩地的农村家庭,除了江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,其实不能称之为小有产者,因为那几亩地的产权,并非是真正的掌握在落后地区的农民家庭手中。
欠下的种子钱、耕牛钱、农具钱、代销钱以及各种摊派,实际上落后地区的小农,往往就是赤贫,在总的资产上,其实是负值。
这样的小农,他们自然也是遭受着压迫,所以,也是天然的同盟。
大家感同身受,大家都被严酷地压迫、剥削,才会互相取暖,才会团结在同一个理想旗帜之下成为同志、同行者。
和普通战士考虑着建功立业不一样,甘正我跟王角分析过,只要湘南地区的路桥稍微能够走马赶车,那么,就有了在黔中、广西甚至是岭南落后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实力。
不是失而复得、得而复失的那种不稳定,而是牢牢地掌控着最基层的统治权,使得通知范围内的人口,成为支持“劳人党”的重要力量。
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和面对武汉集团的工业垄断资本相比,广西、黔中等地的地方敌人,他们大多都是地主武装,或者就是依附在朝廷这棵大树上的传统羁縻州武装。
这样的敌人,显而易见要脆弱的多。
所以,不管武汉那边有多么大的吸引力,从壮大自身的角度来看,先易后难,都是没有问题的。
不是畏惧啃硬骨头,而是尽可能地在软骨头变成硬骨头之前,将它们扼杀在摇篮里。
“劳人党”能够短短数年发展到这种地步,其中的一个重大因素,就是中央核心区的诸多地方集团,即便想过要扼杀在摇篮里,却最终没有下定决心。
诸如“南海四大家族”这种,甚至为了短期利益,直接选择了放任“劳人党”的壮大,最后也间接推动了“劳人党”对整个湖南地方政权的夺取。
从己出发,甘正我毫无疑问不想犯敌人一样的错误,在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被大量牵制之前,尽可能地保障好湖南现有的来之不易的成果。
请收藏:https://m.cclpr.com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