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去的几天,张晨不是在中国美院的图书馆,就是在自己湖畔油画馆的库房里,为接下来要拍的《画说》准备资料。
张晨知道,这个活自己推是推不了了,哪怕就是看在柳成年的面子上,也要帮柳青做好这档节目,也算是间接对柳成年的感谢吧。
何况,这也是张晨喜欢做的事情,把自己喜爱的油画,介绍给更多的人,让它们走出这间库房,进入更多人的视野,张晨觉得很有意义。
这间库房是恒温的,一年四季几乎都是一样,哪管外面冬寒夏暑,张晨看着这一库房的画,都有些心疼它们,觉得它们在这里,都快变成娇滴滴的贵族了,而它们,本来不该是这样,它们应该沾满现实的烟火气,它们不该是僵死的,而应该是活泼泼的。
它们,特别是国立艺专的那批老先生们的画,诞生的时候,是在怎样的一个激情年代。
比如,这一次张晨挑出来的,朱德群的一幅静物写生,整个画面很简单,就是一张简陋的木头桌子,桌上一个倾倒的篮子,篮子里外,是十几个土豆,张晨觉得,这些土豆,画的比梵高的那些土豆还要厚重。
吴冠中先生那次到他们油画馆的时候,看到这幅画,他和张晨说,这是在湖南沅陵画的,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,是因为那天,他也画了一幅一样的画,他记得他们那天,有四五个同学一起,画了同样的这样一幅静物。
开始画的时候,桌上还有这十几个土豆,但等到他们画好的时候,其实桌上一个土豆也没有了。
“为什么?”张晨好奇了,问。
“被林文铮他们拿去,煮了吃了呀,那个时候,大家每天都吃不饱,这么多的土豆,哪里会放过它们。”吴冠中说,“最亏的是我们几个画画的,等我们画好过去,连土豆皮都没有了。”
吴冠中先生说完大笑,张晨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吴先生和张晨说,就是这个朱德群,我们一路走,一路宣传抗日,拿刷子沾石灰水,在墙上房子上写标语,这个朱德群,每次都喜欢把标语写到最高头……
张晨清清楚楚地记得,没错,吴先生说的不上最上面,而是最高头,江苏和安徽很多地方,都是把上面叫做高头,连傅雷先生在翻译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,张晨记得,他无意间也会用上“高头”,比如“柜子的高头”、“墙的最高头”等等。
张晨问吴先生,朱德群为什么要这么做,写到最上面?
“他个子高啊,朱德群有一米九十多,他说,日本人不都是日本矮子吗,写到高头,日本人就够不到,不能涂掉了。”吴先生说。
吴先生说到这里,忍不住又笑了起来,张晨似乎现在都还能听到他那种无拘无束的大笑。
张晨选了十幅画,这样就可以先做十集了,张晨围绕这十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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